鲁迅的人黑暗的灵魂时代的先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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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暗的灵魂时代的先见

本文关键词:鲁迅,的人,楷体,中国,自己的,的是,奴隶,暴君 时间:2013-01-03 19: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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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暗的灵魂时代的先见

2007-03-11

 前些年由于生活动荡,居无定所,一直不敢买《鲁迅全集》,不好放,只好每到一个新的地方,就去买鲁迅著作的精选本,为的是不断地靠近这个伟大的心灵,如同一个寒冷的人不断地靠近火炉。当我心情阴暗,悲观,甚至绝望时,鲁迅总能给我坚韧的力量和勇气;当我内心过于乐观,对一些黑暗的事物缺乏必要的警惕时,重读鲁迅,将使我变得沉重,锐利,如同悬崖勒马,再次找回对自身生存的敏感。——这就是鲁迅,总是恰当地出现在需要他的人身边。后来读到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的文字,都谈到类似的感觉,在一些特殊的时刻,鲁迅精神得以大规模地闯入他们的内心,他们由此开始写作与鲁迅有关的著作。比如,林贤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《人间鲁迅》,正好是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,他在广州挨批;而王晓明写《无法直面的人生——鲁迅传》,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。数十年来,鲁迅用这种方式,不知援助了多少贫困、闭抑的心灵。我个人是喜欢接受鲁迅的提醒和援助的,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脆弱,失败,不可靠,道德上不经意的松懈就更不用说了。我喜欢活在清醒的痛苦中的鲁迅。我喜欢清醒。

  鲁迅只属于少数对自身所处的境遇有特殊敏感的人。一些热爱鲁迅的人,时刻想把鲁迅强加给所有的中国人,给整个民族,容不得别人对鲁迅的任何批评,这是对鲁迅最大的难为。鲁迅生前何曾奢望别人的理解?他又何曾惧怕过敌人的批评?“文革”期间的鲁迅会被人严重地利用和误读,不正是因为他的著作成了钦定的经典所致么?该庆幸的是,鲁迅从来就是一个清醒的个人,并且自省。“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,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。”(《坟·写在〈坟〉后面》)“我的思想太黑暗,但究竟是否真确,又不得而知,所以只能在自身实验,不敢邀请别人。”(《两地书》)鲁迅似乎早有防备,他不需要别人往他脸上贴金,也不怕别人在他脸上抹黑。许多人都在哀叹,这个时代的人正在远离鲁迅,好像鲁迅一旦被公众弃绝,他的价值就会随之贬低——岂不知,真正贬低鲁迅的,恰恰是有这种想法的人;事实上,鲁迅真正的价值,就体现在他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断裂和错位上:只有在反对他的地方,鲁迅的价值才得以彰显;反对得越厉害,他的价值就显得越充分。正如小偷是不会喜欢警察的,我想,一个仍是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或“暂时做稳了奴隶”的时代,也是不会喜欢鲁迅的文字的。鲁迅的文字像大光,可以清晰地照见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,那些相貌丑陋又想遮羞的人,当然恨不得早日铲除他,消灭之。对此,郁达夫在鲁迅死后不久曾说过一段精辟的话:

 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,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;有了伟大的人物,而不知拥护,爱戴,崇仰的国家,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因鲁迅的一死,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,也因为鲁迅之一死,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。

  谈论鲁迅将变得越来越困难,因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几乎绝迹,与鲁迅对话的语境也日渐丧失——理解鲁迅的途中明显的已经险象丛生。我想起前些时候,有那么多的人在激烈地批评鲁迅,把鲁迅视为障碍和敌人,我原以为这种批评的空气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地认识鲁迅(鲁迅一生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批判和战斗),没想到,事实却让我们绝望:那些对鲁迅口诛笔伐的人,何曾有过真正对鲁迅的了解!看来,鲁迅虽一生爱护青年,且乐于被青年所利用,但他们之间的隔膜终究是难以打破的。“文革”时,有人把鲁迅供奉为政治神灵,以他的“骨头”和“脊梁”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,一些人就此推断,鲁迅该为那场浩劫负一定的责任。说这话的人,可能从来没有想过,这种供奉和膜拜并没有给鲁迅的脸上增光,反而对他是一次最为粗暴的践踏;他们也一定没有想过,在“文革”那个横扫一切知识的年代,如果没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可读,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是不是会更加贫乏?

  鲁迅生前的确是主张革命与复仇的,却并非一贯激进,他是始终站在弱势者的一边的,他说,“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”(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),“无产者的革命,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,并非因为要杀人”(《南腔北调集·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》),此外,鲁迅还有关于革命“混有污秽和血”、“将来的黄金世界里,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”(《两地书》)、要作“韧战”准备的忠告,可是,有谁听过鲁迅的忠告?鲁迅的革命思想什么时候被真正实践过?

  要鲁迅对类似“文革”式的暴力和激进革命负责,无异于要《圣经》对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杀害无数真基督徒之事负责一样荒诞。因为对《圣经》的误读,导致罗马天主教的一些人把杀人看作是侍奉神;也因为对鲁迅的误读,使鲁迅一度成了中国大地上一条打人的棍子。但鲁迅是清白的。他早说过:“我的文章,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”(《书信·致王冶秋》),他慨叹“现在的中国,总是阴柔人物得胜”(《两地书》),他批评青年“没有历练,不深沉”(《两地书》),“我看中国青年,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”(《书信·致曹靖华》)。鲁迅甚至还作出了“暴君治下的臣民,大抵比暴君更暴”的结论:“暴君的臣民,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,他却看得高兴,拿‘残酷’做娱乐,拿‘他人的苦’做赏玩,做慰安。自己的本领只是‘幸免’。从‘幸免’里又选出牺牲。供给暴君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,但谁也不明白。死的说‘阿呀’,活的高兴着。”(《热风·暴君的臣民》)

  鲁迅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太深了。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先见。

  林贤治在一次谈话中说,有几种人恐怕很难真正读懂鲁迅:三十岁以下,没有一定人生阅历的;身居高位的;在人生道路上没有经过痛苦、挫折的。我觉得有道理。我回想起自己,开始热切地爱上鲁迅,是在一九九六年,此前虽然也读鲁迅的文字,却谈不上在心灵上与他有什么响应。一九九六年就不同了,当时,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对人的看法一度十分灰暗,即便是身边一些我所熟悉的人和事,陡然间也变得让人大吃一惊起来。我在一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房子里,零星地阅读鲁迅的文字,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是鲁迅和《圣经》,给了我反抗绝望、抵御自身精神腐败的勇气。鲁迅说,“卑怯的人,即使有万丈的愤火,除弱草以外,又能烧掉甚么呢?”(《坟·杂忆》)“对于中国,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·答国际文学社问》)而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也说: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,不要怕他们;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,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?若是你们的父不许,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;就是你们的头发,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,不要惧怕,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”很清楚,这些话里面,都提倡一种精神上的战斗,但不是肉搏。现在的许多人,之所以不能从深处与鲁迅交流,原因在于,交流的语境丧失了——不能理解鲁迅所处的生存环境,就永远也无法理解鲁迅为何会那么愤激和孤绝:这个人只活了五十六岁,只写作了十八年,可那个“无声的中国”什么时候接受过他、宽恕过他?他至死也没有被解除通缉令,永远是一个“过客”,“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,就是反抗绝望,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,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,更悲壮。”(《书信·致赵其文》)

  所以,鲁迅的存在像一个燃烧的火球,靠近他的人,若没有对火的经验,那必定是会被灼伤的。他不属于闲适,逍遥一类,惟独用心生活,用血抗争的一族,才会视鲁迅为导师和盟友。鲁迅一生不是做着反奴性的事业吗?我所担心的是,这个尊崇鲁迅的国度,奴性是有增无减了,没了鲁迅式的大声呐喊,没了他那充满“生与爱”的文字,我们一不小心真要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‘美’来,赞叹,抚摩,陶醉”,“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”《南腔北调集·漫与》),又哪里敢像鲁迅那样,背着通缉令生活,写作,斗争呢?鲁迅的骨气,在今天已经是一个谜了。不说其他,就是现在的中小学生,也早已习惯老师严厉的眼神,刁钻的试题,整齐划一的答案,完全没了哭,笑,闹,反对,愤怒,悲哀的自由和权利,更别说斗争了,这样,“孩子长大,不但失掉天真,还变得呆头呆脑”(《且介亭杂文·从孩子的照相说起》),即便长成了青年,倘若用鲁迅所说的“秕谷”来养,也决不会壮大。我是当过一小段时间中学老师的,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供应给孩子们的是一些什么东西,虽说中学课文也选了鲁迅的不少篇目,可都是背诵,填空,肢解,把鲁迅变成死的字句以应付考试,这岂不是跟鲁迅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?按鲁迅的性格,他是极其厌恶这些的,他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里曾引用过契诃夫的一句话:“被昏蛋所赞美,不如战死在他手里。”——这才是鲁迅的真性格,甘心做“奴隶”的人当然是害怕他的。

  鲁迅与新一代人的断裂,从此开始:安于现状,还是奋勇斗争;为奴,还是自主;苟活,还是独战多数——这在鲁迅是一个必须的选择,可在新一代人眼里,却成了不知趣,以卵碰石,甚至被认为是癫狂。我无话可说。鲁迅生前用过“铁屋”、“碰壁”等比喻,可见他的内心有多么孤独,悲痛,闭抑。一个闭抑的人,活在一个闭抑的时代,还不让他说出真心话,或者说了也没人听,其惨烈是可想而知的。鲁迅何尝不知道自己有时过于偏激,可相对于他所看到的黑暗事实的深厚,这点偏激又算得了什么!他只不过是用了矫枉过正的办法而已:

 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,折中的。譬如你说,这屋子太暗,须在这里开一个窗,大家一定不允许的。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,他们就会来调和,愿意来开窗了。没有激烈的主张,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。那时白话文得以通行,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。

——《三闲集·无声的中国》

鲁迅可谓把话都说透了,说绝了,可他与多数人的隔膜依旧存在,我思之许久,终于明白,这种隔膜,不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差距,而是人与人的心灵质量之间有差距,是万难抹平的。如此一想,许多年轻作家会曲解鲁迅,贬损鲁迅,也就不足为怪了,大可不必为此生气,倘若鲁迅还活着,必定也是不生气的,他曾说过,“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,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,无论用怎样的方法,我全都没齿无怨言。”(《三闲集·鲁迅译著书目》)“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,革命文学的第一步,必须拿我来开刀,我也敢于咬着牙忍受。杀不掉,我就退进野草里,自己舔尽了伤口的血痕,决不烦别人傅药。”(《南腔北调集·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》)令我感到费解的是,在一个有着更强大的敌人需要反抗的时代,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把批判的力气耗尽在鲁迅身上,这未免叫人痛心。批判者的确找错了敌人。我开始怀疑当下这些攻击鲁迅者,恐怕并没有鲁迅所说的那么高尚的理由(“为了远大的目的”之类),倒像是在应验鲁迅说的另一句话:“敌人是不足惧的,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,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。”(《书信·致萧军、萧红》)

  我不敢再往下想。

  鲁迅当然是有缺陷的,人无完人,这是一个常识,谁不清楚?鲁迅的知识结构主要由魏晋时期的叛道文化、自日本传入的苏俄理论以及尼采的哲学所构成,与胡适、梁实秋、林语堂等人比起来,他明显的缺乏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素养。但今天我们并不是要维护一个没有缺点的鲁迅,而是要追问一个问题:鲁迅所认识的中国,是不是最真实、最深刻的中国?鲁迅所反对的一切,今天是不是还应该进一步反对?鲁迅那种直面惨淡人生的的勇气,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十年来最需要的?他在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中说:“战斗一定有倾向。”鲁迅的倾向就是支持弱者,同情被损害和被凌辱的,反对专制,奴性,麻木,暴力,提倡“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,相关心”,他彷徨,他呐喊,他也斗争(“人被压迫了,为什么不斗争?”),他用憎的方式来表达爱,他以绝望的反抗来陈明希望,他用自己的死来换取别人更有尊严的生,他不顾一切利害奋勇前行,并说“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,如想到种种利害,就是假的,冒充的知识阶级”(《集外集拾遗补编·关于知识阶级》),可即便如此,仍不足以唤起民众的精神警觉,仍不能改变中国的闭抑和黑暗,设若他换一种温和,文雅,“今天天气哈哈哈”式的腔调说话,中国会更有希望么?

  所有的幸与不幸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:我们对自己为奴的境遇是否自知?——这是认识鲁迅的起点。鲁迅不是一个只囿于外部战斗的人,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,使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转回,转回自己的内心,从而注意到自己所站立的位置,所遭遇的苦楚,并作出有尊严的抉择。鲁迅渴望觉悟的心灵对他的回应,否则,他宁愿选择沉默。那些自觉生活过得美满幸福的人,是不需要鲁迅的;惟独悟自身之为奴的人,才是鲁迅的同道。其实,只要你看到当下的中国,奴隶哲学还是大有市场,尼采所说的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个跑马场,任别人的思想的马匹蹂躏一通的状况还非常普遍,你第一个想到的战士必定会是鲁迅。你别无选择。

  鲁迅不是什么万能的膏药,他只适合于不愿做“奴隶”的人聚集的地方,如果不是这样,那鲁迅就真可以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,到一边歇一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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